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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裁判理由还从体系角度提出了前后相当性的问题，既然兜底性条款与明文规定的其他条款规定在同一法律条文中，设置相同的法定刑，故而推断立法者认为两者在刑法评价上基本相当……从具体行为方式来看，被告人采取了加工的方式，虽不同于本罪罗列的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方式，但系基于妨碍司法追诉的目的，对犯罪所得采用了一种积极处置方式，使犯罪所得的性状发生了变化，使司法机关难以追查被盗赃物或者难以认定赃物价值，影响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常开展，与前述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行为具有同质性，同样都应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

[8]严格贯彻法律义务论，这在某些疑难或极端案件中容易滑向机械裁判，案件裁判结果虽然合法但却不合理，而道德义务论的立场给法官灵活适用法律提供了宽松的空间。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对于欢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争议较大。

其二，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找不到现成的法源时，偶尔也会通过引经据典来裁判。又比如于欢故意伤害案。[13]可见，一旦在理论上瓦解了法律推理的自主性命题，那么，道德因素进入司法裁判的主张便能立得住了。他认为，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受到法官没有的压力，这必须被视为支持如下假设的理由，即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更有可能就权利问题得出合理的结论。[23]这些理由具体如下：第一，法官长期处理某个领域的问题，对业务领域内的议题更加熟悉、专业和敏感，当出现法律与道德交叉难题时，他有更强的专业处理能力。

另外一些原则相对具体，甚至接近普通规则或法条的形式，这些原则已经被凝练成可以直接适用的规则，其不仅仅是法律的理由，毋宁已经是法律本身，[48]通常无需法官做太多的具体化工作，这些法条式的原则就能被适用。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简单案件中，法律适用并不存在实质困难，依靠形式逻辑所推导出的结论基本上能够同时满足依法裁判与个案正义两项要求。结合张志让、楼邦彦对这八个字的阐释来看，有法必依即法律优先，有法可依即法律保留。

根据陈斯喜、李林的区分，一种是在纵向维度、中央与地方之间强调立法权专属，回答谁保留法律？的问题，另一种是在横向维度、立法与行政之间划定议会专属立法权，回答法律保留什么？的问题。经过如此扩展的法律先定，才要求行政必须依法。正是在此意义上，法律先定的不同面向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等重要论述。第三，现代德国学者将横向维度的议会立法权分为两部分。

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以法律为统治方式，君主制可以一定程度容忍这种法律的统治。这样的法律只像是整个决策过程的收尾环节。

两岸行政法学界不乏讨论法律保留的著述，但这个概念始终处在一种名实不符的尴尬状态。迈耶创造法律保留一词后，他本人尚且要在注释中多次强调Vorrang（优先）与Vorbehalt的差异，更不用说日本学者面对Vorbehalt时会遇到多么棘手的翻译难题。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面向，不仅指向法律之后的行政，亦指向法律之前的君主。法定既有清晰度和确定性，亦有相当大的规范跨度，可承载授权行政、授权明确和授权禁止三者层层递进的规范结构。

不涉及公民自由和私产的法律，由君主自行决定。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学理概念超越了宪法文本。这种国家法层面、民主意义上的法律先定，在实践中才逐渐发展出行政法层面、法治国意义上的内涵。事实上，在德国所有法律均由议会制定，议会与立法机关划等号，法律具有终局性、决定性和最高性，这些都是20世纪确立议会民主制后才发生的变化。

恩斯特—沃尔夫冈·博肯佛德（Ernst-Wolfgang B?ckenf?rde）指出：在那些不涉及公民自由和私产的领域，君主依然保有独立的规范制定权（Normsetzungsbefugnis），直接命令政府执行。恰好迈耶给这个原则下定义后就在下一段这样写到：各个宪法文件以不同方式复述了这种Vorbehalt des Gesetzes。

就法治国而言，是法律介入君主决定与具体执行之间。人民追求民主，要求选举代表组成议会。

在这种自由和私产本位逻辑下，只有干预公民自由和私产的法律，才是法律。在针对具体公民的个案中，这有助于防止行政滥用权力。应当指出一点，无论是混淆于纵向立法权专属，还是限缩于横向立法权专属，都不是学者批评的典型的概念上的误用。无独有偶，德国学界在较长时间内也认为法律先定以法治国原则为基础，以干预先定为原型，仅具有单一的约束对象。这个自身封闭、不可渗透的国家非由法律所能介入和渗透的。周佑勇将法律保留的基本含义表述为：凡属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则只能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由行政机关作出规定。

此时的法律先定还谈不上后世那样授权明确和授权禁止，在一开始，法律先定仅要求先有（vorlag）一个法律授权，并不要求这个法律授权看起来是怎样。在法律保留的这部分立法权限中，有一部分不能不授权给其他国家机关，但有一部分权限则不能授权，必须由法律行使。

由此，法律先定逐渐发展出保护个体基本权利、防范行政干预的保护功能。当然，纵向维度的立法权分配往往会同横向维度的法律保留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

当中虽有全面保留与干预保留这样的观点争论，但更多是抛弃特别权力关系、确立重要性理论等公认的理论突破。受此启发，笔者参考宪法上的由法律规定，对照德文法学辞典的事前的限制，用先对应前缀vor，取先由法律规定头尾二字，将Vorbehalt翻译为先定，主张用法律先定取代法律保留。

哈特穆特·毛雷尔（Hartmut Maurer）说：有法律才行政。当然，既然法律保留应译为法律先定，干预保留同样应译为干预先定。这种程序性的保障只能有限地牵制君主，还未发展出约束行政的功能。其次，国家内部乃是特别权力关系，无须通过法律来调整。

应松年认为：所谓法律保留，就是社会生活中某些最重要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其他任何法的规范都无权规定......《立法法》称为国家专属立法权。米歇尔·克洛佛（Michael Kloepfer）指出：就决策过程来看，君主依然控制着政府，在许多事项上拥有决策权，而议会仅有审查和同意权（Kontroll-und Zustimmungsrecht）。

当中的尚未......先制定亦从反方向支持法律先定这一概念的成立。并且，法定一词在汉语中通行已久，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皆是众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术语。

比较清晰的是，法律保留主要指向国家权力横向维度，即立法与行政关系，与纵向立法权专属不在一个维度上，不应混淆。所谓横向立法权专属，是将法律保留理解成一个省略宾语的主谓宾结构。

即在一般权力关系中，法律在前，但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在前，两者完全相反。如此来看，弗里茨·奥森比尔（Fritz Ossenbühl）将这个原则比作两大势力范围之间划定界限的密钥颇为贴切，因为密钥就兼具明确和灵活两种特征。毋庸置疑，问题的症结在保留二字，它的确阻碍了中国公法学者准确把握这个原则的基本意思。例如，其第10条规定：书信秘密、邮件与电讯之秘密不可侵犯。

与汉语翻译为保留不同，权威德语法学词典对Vorbehalt的解释却是事前的限制。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是法律保留在中国公法学中遭遇的困境。

‘法律保留不是完全‘保留或绝对‘保留，而是相对‘保留。但这类论述似乎夹杂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立法权专属。

之所以作此理解，概因保留的汉语意思。一是可转移（übertragbare）的立法权，这部分事项可以由议会授权政府决定。